2025年11月1日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施行，我国法治宣传教育事业，特别是涉外法治宣传教育，迎来了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这是国家首次将加强涉外法治宣传教育上升为法律规定，为新形势下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和行动纲领。在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之际，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主办，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全国青少年法治教育中心承办，教育部全国青少年普法网、中国—东盟成员国总检察长会议网站协办的“新时代涉外法治宣传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京举办。会议深入探讨了涉外法治宣传教育在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国家利益、提升国际话语权方面的时代价值与战略意义，以及培养懂得外国语言、外国文化、区域国别法律的复合型专业人才的重要作用。
时代呼唤：新时代涉外法治宣传教育的重大战略意义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这一宏大历史背景下，加强涉外法治宣传教育已不再是可选项，而是必答题。
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保障国家发展利益的现实需要。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副处长杜峰在研讨会上表示，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在要求。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和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涉外法律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副主任王琳洁基于翔实的调研数据认为，2024年我国出海企业遭遇的风险主要集中在市场准入限制、外汇管制等领域。这些风险轻则导致企业投资受损，重则引发国际争端，甚至损害国家形象。法治宣传教育法第32条明确规定“加强对开展境外投资合作、对外援助的企业以及出境人员等的法治宣传教育”，正是直面这一现实需求的立法回应。通过系统性的涉外法治宣传教育，可以帮助企业和公民提前识别风险，学会运用法治方式和规则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为我国庞大的海外资产和日益频繁的跨境人员流动构建起坚实的法治“防护网”。
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国际法治话语权的关键举措。大国博弈，法治是重要战场。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原庭长王晓东在主旨发言中表示，强大的涉外法治能力必然支撑一个成熟、稳固的国内法治社会。司法部涉外法治局一处调研员陈擘介绍，我国正在加快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等领域立法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如制定对外关系法、反外国制裁法等，为涉外斗争提供了法律武器。
法治宣传教育法明确规定，积极阐释中国特色涉外法治理念、主张和成功实践，讲好中国法治故事。涉外法治宣传教育正是传递中国法治声音、塑造中国法治形象的主渠道。通过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在多双边场合阐释中国法治立场，可以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法治逻辑与实践，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赢得更为有利的舆论环境和制度空间。
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夯实全面依法治国根基的必然要求。十四届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李玉萍在致辞中分享了立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细节：法治宣传教育法第10条关于涉外法治宣传教育的规定，从最初简单的两句话，经过审议完善，最终形成了包含“提升法治文化国际传播能力，积极阐释中国特色涉外法治理念、主张和成功实践”等内容的完整表述。这一过程本身就体现了立法机关对涉外法治宣传教育重要性认识的深化。
涉外法治是国内法治的延伸和应用。涉外法治的根基必须回到国内。王晓东精辟地论述了二者关系：法治宣传教育就是通过塑造公民的法治信仰，培养涉外法律人才，提升国家法治形象，营造良好内部环境等根本性的途径，为涉外法治的有效运作提供法律的意识基础、人才支撑、信义保障和社会土壤。加强涉外法治宣传教育，本身就是对国内法治社会建设的促进和深化，有助于形成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良性互动、统筹推进的新格局。
根基所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紧迫性与核心地位
国际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涉外法治宣传教育这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其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拥有一支规模可观、素质优良、能力突出的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当前，我国涉外法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与现实需求之间存在显著差距，迫切需要创新培养模式，构建复合型、实战型人才培养新体系。
第一，深度复合，打破学科壁垒。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文华认为，涉外法治人才不能仅是法学与外语的简单叠加，而应是法律逻辑、商业逻辑、科技逻辑以及传播逻辑的整体高度有机的复合。这意味着人才培养方案需要打破学科界限，引入国际经济、国际政治、人工智能、数据科学、国际传播等跨学科内容，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和跨界思维能力。
第二，强化实践，突出实战导向。法学是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与会专家反复强调法学教育与实务界加强互动的必要性，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必须强化双语双法的实践教学环节。例如，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与万慧达知识产权事务所连续合作举办十七届“北外—万慧达杯”知识产权模拟法庭竞赛，吸引全球多所高校代表队参加，全程使用英文，很好地锻炼了学生的法律检索、文书写作和庭辩能力。这种以赛促学、以练代学的模式，是培养实战能力的重要途径。
第三，协同育人，汇聚优质资源。“高校+实务部门”的协同培养模式已成为共识。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洪文建介绍，教育部会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已启动建设50余个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创新基地。北京外国语大学与中国政法大学的“联合学士学位”项目即采用“1+1”的协同育人培养模式，充分利用两校在外国语言文学和法学领域的“双A+”学科优势，为学生提供了独特的成长路径。
第四，拓展国际视野，在全球化舞台上淬炼法治人才。培养涉外法治人才，必须具有全球视野。一方面，要支持优秀人才到国际组织、顶尖法学院、知名国际律师事务所任职或深造，深度融入国际法律实践前沿。另一方面，要积极“引进来”，通过举办高级别国际学术会议、暑期学校、研修班等形式，吸引外国法律学者和学生来华交流。中国法学会对外联络部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合作举办的“中非法律人才交流项目”，培养了来自30余个非洲国家的百余名青年法律人才，既服务了国家外交大局，也为我国学生提供了国际交流平台。
多元协同：构建涉外法治宣传教育新格局
涉外法治宣传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服务、教育、传媒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形成合力。
司法机关：以案释法，讲好中国司法故事。司法机关是涉外法治宣传教育的主力军。最高人民检察院国际合作局局长刘志远认为，全面构建检察机关涉外法治宣传教育体系，应着力推动“五个结合”：一是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精准聚焦当前涉外法治实践中痛点难点堵点，确保宣传教育工作有的放矢、务求实效；二是坚持涉外法治宣传与国际交流合作相结合，既要积极对外宣介中国法治建设成就与司法检察理念，也要在交流互鉴中学习国际规则与先进经验；三是坚持对外宣传与对内教育相结合，在面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法治故事的同时，必须加强对内教育培训，提升检察人员履职能力，提升中国公民、企业在海外时遵守、运用所在国法律的能力；四是坚持内容建设与平台建设相结合，要精心打磨涉外法治宣传产品，拓展优化线上线下宣传渠道，扩大覆盖面和影响力；五是坚持检察担当与大协同大联动相结合，自觉融入法治宣传教育大格局，加强与高等院校、外交、其他执法司法部门等的协同联动，形成涉外法治宣传教育的强大合力。北京市第四中级法院法官高晶介绍了北京国际商事法庭的实践，通过发布中英文双语典型案例、编写涉外审判实务指南、开设双语网站和新媒体账号等方式，主动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司法公正、高效、透明的形象。检察机关则通过建立法治宣传教育基地、发布白皮书、开展检察开放日等活动，将办案成果转化为普法资源。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检察官亓悦然提到，该院制作的中英文双语的《外籍人士在华权益保护及犯罪预防宣传手册》和宣传视频，因其通俗易懂、针对性强，受到了在华外籍人士的欢迎。
政府部门与行业协会：“精准滴灌”，服务特定群体。涉外法治宣传教育不能“大水漫灌”，而要“精准滴灌”。商务部、司法部等部门针对出海企业开展专项法治培训，提升其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和法律风险的能力。中国贸促会利用其遍布全球的工商合作机制，为企业提供国别法律指南、风险预警和商事法律服务。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应紧密合作，针对青少年、出海企业、出境人员、来华外籍人士等不同群体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定制化的法治宣传产品和服务。
高校与智库：理论创新与话语体系构建。高校和智库是涉外法治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力量。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红勃表示，需要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当代法律制度、制度实施成果和法学研究四个维度，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要善于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在文明交流互鉴中阐释中国法治的特色与优势。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讲师武文扬结合其在联合国人权机制下的交流经验，认为要善于运用国际通用的话语体系，并通过具体、生动的个人故事来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打破刻板印象。
拥抱科技，创新传播载体与方式。在数字时代，必须善用新媒体、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涉外法治宣传教育。例如，开发多语种的法律数据库和智能咨询平台，利用短视频、微电影、动漫等生动形式解读法律知识，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互动式普法等。北京市检察院第四分院在公众号上线“知识产权AI问答智能体”，就是利用人工智能提升法律服务可及性的有益尝试。通过技术赋能，可以突破时空限制，大幅提升涉外法治宣传的覆盖面和传播效能。
法治宣传教育法的实施，为加强涉外法治宣传教育按下了“加速键”。展望未来，我们需要坚持系统观念，做好顶层设计，也需要坚守根本，持续强化人才培养，不断提升我国涉外法治软实力，更需要坚定文化自信，创新传播叙事，讲好中国法治故事，展现中国法治文明的独特魅力，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